南陽夏餉鋪墓地與周代噩國的變遷楚文王

陽夏餉鋪墓地與周代噩國的變遷2025-06-1606:00·考古研史傳世的噩侯馭方鼎（《殷周金文集成》02810，以下簡稱《集成》[1]）、禹鼎（《集成》02833）等銘文顯示噩是西周南土的重要封國，曾因叛周而遭討伐。2012～2014年，考古人員在河南南陽市東北郊夏餉鋪村發掘了一處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噩侯為首的噩國墓地[2]，其與隨州羊子山噩國墓地[3]有著怎樣的區別與聯系？本文在梳理兩地考古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相關金文與史籍，考察周代南土的政治地理格局，試圖解開這一歷史謎題。一、年代排序夏餉鋪墓地共清理周代墓葬80多座，其中高規格墓葬位于地勢較高的墓地中部，均為南北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其中，M5與M6、M19與M20、M7與M16為三組夫妻并穴合葬墓，根據隨葬器物與銅器銘文可知它們應為噩侯及其夫人的墓葬。M1為單獨的噩侯夫人墓，其與M16間距較大的空白區域，顯然是為M1噩侯夫人的丈夫預留的墓位。這樣，它們在排列上便呈現出“自東向西，男左女右”的特點（圖一）。發掘者將這7座大墓分為四期，即M5、M6屬西周晚期晚段，M19、M20屬春秋早期早段，M7、M16屬春秋早期中段，M1屬春秋早期晚段。我們基本同意這種分組的早晚排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墓組M5和M6隨葬青銅禮樂器明器化顯著，這是兩周之際貴族墓的基本特征，它們的下葬時間或已進入春秋初年。發掘者指出，“南陽夏餉鋪噩國墓地的發現證明西周晚期噩國并沒有被徹底滅亡，而是被遷徙到南陽盆地”，即認為南陽之噩是隨州之噩的延續。但根據墓葬特征和出土銅器銘文判斷，夏餉鋪墓地以噩侯為首的國族為姬姓（詳下文），與傳世噩侯簋（《集成》03928～03930）銘文反映的噩侯為姞姓不同，這說明在姞姓噩侯馭方叛亂后，噩國遺民被內遷到南陽盆地，并分封姬姓貴族加以鎮撫。禹鼎銘文記載噩侯馭方因聯合南淮夷與東夷叛周作亂而被伐滅，一般認為該事件發生在周厲王時期[4]，那么夏餉鋪墓地所見噩國的受封時間當在平叛之后?！对娊洝ご笱拧め赂摺酚涊d，周宣王將姜姓申和呂（文獻稱甫）支系徙封于南陽地區，作為周王朝南土的屏障。1981年，南陽市北郊曾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其中多件作器者為“南申伯大宰中爯父”[5]。可知南申的中心區域大致在今南陽市北古宛城一帶，與夏餉鋪噩國墓地僅隔白河相望。所以，申、呂的徙封除了藩屏南土[6]，或許領有協助新封姬姓噩侯鎮撫噩國遺民之職事，南陽之噩很可能是在周宣王時與申、呂約略同期徙封于南陽地區的。公元前688年，楚文王“與巴人伐申”，事見《左傳》魯莊公六年和十八年?！蹲髠鳌钒Ч吣贻d楚太師子谷追憶楚之舊事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倍蓬A注：“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盵7]學者們多認為楚文王滅申置縣是在“伐申”之年或稍后，甚至明確在楚文王三年至六年（公元前687～前684年）之間[8]。1975年，南陽西關煤場曾發現一座春秋早期末段的銅器墓，墓主為“申公彭宇”，他應該是楚置申縣的首任縣公[9]。楚文王時的申公史籍無載，到楚成王八年（公元前664年）“申公斗班”始見于《左傳》中，這可視為彭宇擔任申公的時間下限[10]。比較來看，夏餉鋪噩國墓地最晚的噩侯夫人墓M1與申公彭宇墓的下葬年代大體同時或前后銜接?？赡躆1噩侯夫人死后不久噩國即亡，作為她的丈夫、亡國之君的末代噩侯也就沒有機會葬入夏餉鋪墓地為其預留的墓位了。綜合上述史籍和考古信息，楚滅南申之時，僅一河之隔的姬姓噩國不可能獨善其身，亦當在春秋早期末段為楚所滅。要之，夏餉鋪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的年代從兩周之際延續到春秋早期末段。姬姓噩國在周宣王時與申、呂約略同期被徙封于南陽地區，大約歷時一百余年，最終為楚所滅。二、國族辨識從考古遺存特征來看，以噩侯及其夫人墓為代表的夏餉鋪噩國墓地具有典型的姬周文化葬俗特點。夏餉鋪墓地布局規整，四組7座噩侯及其夫人墓葬位于墓地中心位置，它們按時代早晚自東向西依次排列，墓位呈現“男左女右”特點。這樣的墓位布局形式，不僅見于曲沃北趙和羊舌晉侯墓地、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等周代姬姓封國墓地，甚至洛陽周王陵區也是如此。北趙晉侯墓地共發現九組19座晉侯及其夫人墓，分為南北三排，每排按“自東向西”的順序排列，從西周中期早段的第三墓組開始，便形成了固定的“男左（居東）女右（居西）”墓位安排[11]。與北趙晉侯墓地時代銜接的羊舌晉侯墓地[12]，東西兩個墓組的墓位亦呈“男左女右”布局。梁帶村芮國墓地M27、M26與M19墓組中[13]，芮公墓位在東側，2座夫人墓位列其西側。在東周王城東城墻外的洛陽市第27中學附近發現1座帶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和2座帶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它們東西排列，構成一組，年代屬于春秋早期早段，發掘者判斷這組墓主人可能為周平王及其后妃[14]，其墓位安排也是“男左女右”。實際上，最西側的C1M10123與未發掘的中字形墓間距較大，且隨葬兵器銅矛，墓主應為男性，不可能是平王之妃[15]。夏餉鋪墓地7座噩侯及其夫人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四周有熟土二層臺，葬具均為一棺一槨，槨外涂有青膏泥，槨板下可見東西向墊木痕跡，這些都是姬周貴族墓的常見葬俗特征。其棺槨規制與平頂山應國墓地應侯墓M8、M95[16]頗為相似，年代也約略相當。夏餉鋪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隨葬的青銅禮器包括鼎、簋、鬲、簠、盤、匜以及明器化的復古酒器等，符合同時期姬姓諸侯及夫人墓葬常見的禮器組合規制。譬如，M1隨葬的七鼎中有5件器形紋飾及銘文均相同，大小相次，銘曰：“唯正月初吉己丑，噩侯作夫人行鼎?！彼鼈儺斒谴砟怪髫罘蛉松矸莸燃壍牧卸Α０凑者@一時期諸侯用器一般較夫人高一級的慣例，可推測噩侯應該使用七鼎之制。若如此，則與同時期隨葬七鼎的芮、虢[17]國君相當，可見其社會地位很高?？傊酿A鋪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并穴合葬墓成組相繼、排列有序的墓地布局，“男左女右”的墓位安排，以及墓室結構、棺槨規格、禮器組合等葬俗都表現出了姬姓周人貴族墓的典型特征，恪守著姬周文化的葬制。從歷時性角度看，南陽夏餉鋪噩國墓地與隨州羊子山噩國墓地所見文化因素差異顯著，二者應不存在直系傳承關系。1975年以來，在隨州安居鎮羊子山陸續發現多座出土“噩侯”“噩仲”銘文銅器的墓葬，一般認為這里應是一處以噩侯為首的西周早期噩國公室墓地[18]。被盜未遂的羊子山M4出土青銅方鼎、圓鼎、簋、甗、爵、斝、觶、卣、觚形尊、方罍、圓罍、盤、盉等27件，銅器銘文顯示該墓主應是一代噩侯[19]。其中神面紋銅尊、卣、罍在考古發掘品中尚屬首見，半浮雕式神面紋樣疏朗簡潔，地域特色鮮明，與西周早期姬姓諸侯國墓地出土銅器可謂大相異趣（圖二）。此外該墓所出渦紋方座簋、傳世的噩叔簋與噩侯弟季觶等銅器也有若干個性特征，在周文化中并不多見[20]。從銅器銘文內容來看，隨州羊子山與南陽夏餉鋪雖同為噩國墓地，但國族有別，國君經歷了從姞姓到姬姓的更迭變化。西周昭王時期的靜方鼎銘文顯示曾、噩兩國為鄰[21]，這得到了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和羊子山噩國墓地的考古印證。盡管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噩國的考古資料尚不明朗，但從厲王時期的噩侯馭方鼎、禹鼎銘文記錄的南土地理信息判斷，此時的噩國中心應仍在隨州安居鎮一帶。傳世的噩侯簋銘文曰：“噩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萬年子子孫永寶?！必顬橥鯅犠麟羝?，王姞乃噩侯之女，嫁給周王為妻，噩侯為姞姓?，F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2件噩侯簋造型、紋飾、銘文乃至墊片排列均雷同，當系同時所鑄。斂口，上承器蓋，器蓋均遺失；半環形耳，上作浮雕卷鼻獸首，螺旋圓錐狀雙角，下有短垂珥，外角圓轉，環耳和垂珥兩面均飾陰線卷云紋；圓腹寬矮，腹壁呈C形曲線，上腹飾雙排平行的重環紋，其下飾瓦紋；圈足足壁曲線內凹，飾單排重環紋，圈足下設三小足，三足上部與圈足疊合，作淺浮雕卷鼻獸首，下部為直立的獸足狀。兩器稍有不同的是，編號麗884者器口為子口，圈足下的三小足殘缺[22]（圖三）。關于噩侯簋的年代，尚有分歧。一為西周晚期說，以《集成》為代表；二是西周中期說，以陳芳妹[23]為代表。其形制與散車父簋（乙）、曾仲大父簋、元年師兌簋[24]等大同小異，年代以西周中晚期之際為宜，約當夷厲時期，其鑄造時間應在噩侯馭方叛亂之前。由此可見，隨州之噩為姞姓，曾與周王室聯系甚密，后因叛亂而被滅。夏餉鋪鄂侯墓M19隨葬1件青銅圓壺（M19∶10），蓋口外側邊緣有銘文：“噩侯作孟姬媵壺”（圖四）。根據周代女性稱名區別原則[25]，該壺是噩侯為其長女“孟姬”所作陪嫁用器，此噩侯為姬姓，孟姬出嫁的夫家氏名省略。通常情況下，媵器應由嫁婦帶到夫家，最終隨葬于夫家墓中。噩侯為孟姬作媵壺，可斷定孟姬的夫家絕非噩國。而這件媵器卻出現在噩侯墓中，并未隨受器者孟姬陪嫁夫家，令人頗感疑惑。不過，在棗莊東江村小邾國墓地也曾發現與之類似的情況。春秋早期的一號“甲”字形大墓出土4件銅鬲，皆銘：“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寶鬲，其眉壽永寶用”[26]。這組鬲是小邾國君為其嫁往胙國的女兒“胙曹”所作（曹為小邾國姓），卻也出現在父家墓葬中。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小邾國女子還未出嫁而胙已亡國，或出嫁后因胙國滅亡、在出逃母國之時將媵器帶回，史籍所載胙國被滅時間與東江M1下葬時間同在春秋早期，故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27]。那么，夏餉鋪噩侯墓M19出土的這件媵壺也可作如此解釋，倘若孟姬的夫國被滅，其攜帶媵器出逃而返回噩國，最終作為赗賻之物而隨葬于噩侯父親的墓中。夏餉鋪噩侯夫人墓M20隨葬的銅簠（M20∶9）銘文曰“噩姜作寶永寶用”，M5隨葬的銅鬲（M5∶1）鑄銘“噩姜作羞鬲”、銅簠鑄銘“噩姜作旅”，作器人均為“噩姜”。由此推測，這兩位姜姓噩侯夫人很可能來自鄰近的申、呂之國。根據周代婚姻“同姓不婚”原則，南陽夏餉鋪噩侯絕非姜姓。眾所周知，周代姬姜互為聯姻。夏餉鋪M19所出“噩侯作孟姬媵壺”中的“孟姬”也很可能是嫁予鄰近的申或呂的。要之，以羊子山墓地為代表的隨州之噩與以夏餉鋪墓地為代表的南陽之噩并非同一國族的異地徙封，二者雖國名相同，但統治者卻發生了更迭。三、噩國變遷噩國至遲在商末已稱侯，且位列商紂之三公，事見《戰國策·趙策三》《史記·殷本紀》和《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其地望有山西鄉寧與河南沁陽兩說[28]，但目前尚未發現相關的考古證據。由于噩侯被商紂所殺，此后的噩國勢力便倒向了周人，而被遷封到南土。西周噩國的地望，舊有東、西兩說。徐中舒[29]、馬承源[30]、徐少華[31]、張昌平[32]、楊寶成[33]等學者主張西噩說，在今河南南陽地區。陳佩芬[34]、劉翔[35]、曹淑琴[36]等學者主張東噩說，在今湖北鄂州地區。李學勤本來亦主張東噩說，但羊子山墓地發現后轉而主張噩國在隨州[37]。隨著夏餉鋪墓地的發現，學者們認識到噩國在歷史上有過遷移，傳統的東、西噩說實際上已經被突破[38]。西噩說本質上是《史記正義》等文獻對于歷時性地名變化的訛混，東噩說則將楚人所封的噩王熊紅與西周噩國聯系在一起，但并無切實證據。目前基本可以確認，西周早中期的姞姓噩國在今隨州市安居鎮一帶，與淅河鎮葉家山的姬姓曾國毗鄰而居?，F有資料顯示，噩與曾分封的最初目的，很可能是為了保障連接成周與鄂東南周鄰銅礦產地的銅料運輸道路——“金道錫行”的暢通[39]。當然，作為殷遺舊族，噩國在為周王朝服務的同時也始終處于其防范監管之下。201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1件西周早期的噩監簋，銘曰“噩監作父辛寶彝”，是周王朝設置在噩國的監國之官為其父辛所作之器[40]。姬姓曾國分封在噩國的東側，除了保障“金道錫行”暢通外，也可能兼有監控噩國的職能。隨州義地崗墓群出土的曾侯與編鐘銘為“君庇淮夷，臨有江夏”[41]，明示了曾國分封于隨州地區的戰略意圖。在噩監和曾國的雙重監督下，尤其周王還通過政治聯姻籠絡噩侯，周與噩的良好關系一直維持到厲王時期。噩侯馭方鼎銘文記載了周王南征歸途中與噩侯行宴射之禮并賞賜噩侯之事。然而不久，噩侯公然叛周，糾集南淮夷、東夷大舉北上，企圖顛覆周室。周王下達嚴厲軍令，平叛時“無遺壽幼”（禹鼎銘），最終擒獲噩侯。姞姓之噩可能就此亡國。為了彌補南土出現的力量空缺，周王朝著手將西北的姜姓申、呂分支徙封于南陽地區，夏餉鋪的姬姓之噩很可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設封的，其目的是鎮撫管理內遷的姞姓噩國遺民。以往有學者認為申、呂二國的南遷是為了監控被內遷的姞姓噩國[42]，現在看來這種認識是不準確的。姬姓諸侯沿用被征服之國名頗為常見，譬如匽（燕）、昜（唐）、曾等，反映了商代以降族名與地名分離的趨勢[43]。那么南陽姬姓噩國的封號，也應與被鎮壓的隨州姞姓噩國有關，屬于周代封國的“異姓同名”現象。有學者認為姬姓之噩是先被分封到噩之故地，屬于文獻中提到的“漢陽諸姬”之一，而后迫于楚的強大才遷移到南陽[44]。實際上，“漢陽諸姬”這一概念可能本身就屬于文獻流傳中產生的訛誤[45]，且目前在隨州地區并未見到西周姬姓噩國的相關考古學證據。兩周之際，南襄盆地和隨棗走廊地區存在著申、呂、噩、鄧、曾等諸國。但至遲到春秋中期，這些國家或為楚所滅，或向楚臣服，所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左傳》定公四年）。附記：本文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三代文明的考古學實證”（項目編號2024JZDZ056）的階段性成果。此文定稿被采用后，我們關注到專論夏餉鋪墓地的幾篇大作陸續發表，如曾芬田《再議夏餉鋪鄂國族姓、時代問題》（《出土文獻》2022年2期）、徐少華《關于南陽夏餉鋪噩國墓地的幾個問題》（《江漢考古》2022年2期）。在部分墓葬（如M5-M6組、M1）年代的判定上雖有出入，但偏差不大。徐少華先生曾赴現場調研，指出與M1成組的噩侯墓當被工程機械作業完全破壞，M1簡報刊布的車馬器（鑾鈴、節約、絡飾）或為本組噩侯墓的隨葬品，因該墓地前三組夫人墓皆不隨葬車馬器、兵器等。這一推斷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另據發掘者之一曾慶碩先生面告，此位置未見被破壞的墓葬。所以，本文暫且維持對M1東側預留墓位的分析。關于夏餉鋪噩侯族屬，本文認為南陽之噩與隨州之噩并非同一國族的異地徙封，給出了自己的判斷依據。為保持本文原貌，略作說明，敬請指正。（作者：井中偉，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楊昱浩，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5年第2期）